第二，布氏隐私权潜藏着个体平等诉求，是对于当时传统放任自由思潮的修正。

另一方面，法律系统通过将隐私纳入其中，使其与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其他权利相勾连，从而为其提供底线指引并防止其带来的无序与伤害。[3] 姚岳绒：《宪法视野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87页。

[6] 苏力：《隐私侵权的法理思考——从李辉质疑文怀沙的事件切入》，《清华法学》2019年第2期。它的伦理性来源于其对个人理性与勤劳品性的体现以及对公共福利的促进，(上帝)他是把世界给予勤劳和有理性的人们利用的……一个人基于他的劳动把土地划归私用，并不减少而是增加了人类的公共积累[42]。与此同时，上文对隐私权的诠释主要集中在美国这一场域之中，故而不能认为其他国家的隐私权都具有相同的内容性质与法律意义。虽然尚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确证，但是当下对于个人数据保护权的理解，已经出现了向正当程序法律原则的转向[53]。对于隐私权的认识，要突破传统自由理论和利益法学的视野局限，并进行诠释性还原。

对于个人数据保护权的认识，也需要进行一种立足于自身的诠释性还原，进而把握其自身的理念。它宣布由康涅狄格州颁布的包含禁止任何人使用任何避孕、有助流产的用品之内容的《考姆斯托克法》(Comstock Law)违宪，由此创立了具体的婚姻(关系)隐私权(the right to marital privacy)。[xxxiv]由于教育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物色一个最佳教育者的紧迫性就有所缓和，国家主导劳动纪律制定和执行的意义相应消解，向企业出让相关权力已是势在必行。

[xvii]这一规定是现行宪法草案公布后增写的，反映出制宪者对于教育手段的重视。[v]参见陆幸福：《公私领域分离与我国宪法再修改》，载《人大法律评论》（2015年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页。到了民权运动时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了推动社会平等，一改从前的做法，竭力扩大宪法的约束范围。规范基础已然牢固，下一步就是展开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规范内涵了。

正是因为承认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在分化的基础上存在一致性，《劳动合同法》将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1条）确定为立法目的。四、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理论启示 毋庸讳言，关于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讨论，在我国宪法学上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

[xlv]参见袁宝华：《我所经历的企业整顿与改革》，载《百年潮》2018年第4期，第10页。1950年《工会法》将教育并组织工人、职员群众，树立新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第9条）列为工会的职责之一，赋予工会以纪律教育权。公司应当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公司职工的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提高职工素质。2018年修宪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全体人民共有的价值追求[xli]写入宪法第24条，新的价值共识成为了敬业价值的题中之义。

[vii]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xli]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8年3月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劳动法》以服从管理代替提高觉悟，作为遵守劳动纪律所要实现的主要预期效果。制宪的历史和先前历部宪法的实践表明，较之惩罚手段，现行宪法更多倚赖教育手段达到目的，劳动者的行为义务主要是接受教育，其次才是接受惩罚。

李勇、蒋清华著：《论公民的宪法义务——基于宪法的衡平精神》，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32页。现行宪法的制定者认为，基本权利与义务是统一而不可分离的，没有脱离基本权利的义务，也没有脱离基本义务的权利。

根据卷首说明，该书是在现行宪法出台的1982年12月定稿的。其次，现行宪法约束私人关系的设想获得了部门法的实施。

事实上，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仍然有交叠之处：如果过分偏向劳动者的利益，导致劳动纪律松弛，企业的竞争力就会下降，能够分配给劳动者的收益也会随之减少。在经济改革大潮的洗礼下，遵守劳动纪律义务并没有过时或空洞化，而是与时俱进地不断生发出新的内涵。《劳动合同法》立法启动以后，规章制度制定权的限缩问题成为争议焦点。[vi]参见王锴：《部门宪法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页。立法必须在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寻找结合点，努力寻求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特别是同一矛盾体中相对方之间的利益平衡。[xxiv]第三，程序严，对于企业自定纪律的审批复杂。

在理论层面，可以否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限制基本义务的扩张。[x]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巩固劳动纪律的决议》，载《人民日报》1953年8月27日，第2版。

《劳动合同法》生效后两周，《条例》即告废止，标志着国家不再与企业分享劳动纪律的制定权。现行宪法出台之前，历部宪法的实践勾勒出关于教育手段的主体、内容、形式及惩教关系的完整图景。

违纪不仅是觉悟低下的表现，更构成违法甚至违宪。针对思想问题和是非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iii]也有观点支持宪法规定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也要求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与用人单位自由签订劳动合同。《宪法》第14条第1款指出，经济要发展，必须依靠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一做法也成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带有浓重的时代印记。

在具体利益的不一致性获得强调的背景下，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主人翁觉悟未免显得不合时宜。[xlii]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59页。

（二）觉悟要求的重塑 为了缓和企业与劳动者围绕劳动纪律所发生的冲突，除了对遵守劳动纪律义务施加外在限制之外，更为根本的路径在于重新发掘企业和劳动者利益的一致性，建立新共识，将这种共识以国家教育的方式传递给广大劳动者。现行宪法出台后，国务院于1986年颁布《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新设了严厉程度与开除和除名相当的辞退制度。

随着企业获得越来越大的劳动纪律制定权和执行权，随着劳动纪律严厉程度的不断攀升，企业滥用权利、利用过分苛刻的劳动纪律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逐渐增多，这使得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2. 以企业为重心的权利配置 现行宪法实施以后，制定和执行劳动纪律的权利逐步被理解为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的一部分，获得了相应的宪法保护，其范围不断扩展，实现了权利配置重心由国家向企业的转移。

2. 以国家为重心的权力配置 既然提高觉悟主要靠教育，物色教师就成为当务之急。并且从实然层面转入应然层面，探讨如何消解公民基本义务与宪法基本认知之间的张力。[xxiii] 《条例》公布当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就《条例》公布一事发表社论，特别强调要把后进职工特别是犯有严重错误甚至某些罪行的人转变过来。宪法上的守法义务与守纪义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合而为一。

由于劳动者违反规章制度的法律后果与违反劳动纪律完全相同（第25条），规章制度事实上取得了与劳动纪律相当的法律地位，企业因而获得了制定准劳动纪律的权利。具体而言，道德的内容较为模糊，而法律必须具备明确性。

[xxi]前注(10)，《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巩固劳动纪律的决议》。[xlvi] See Romer v. Evans, 517 U.S. 620, 652-653 (1996)(Scalia, J., dissenting). [xlvii]参见前注(5)，陆幸福文，第196-217页。

我国现行宪法将遵守劳动纪律规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赋予其与守法义务并列的崇高地位，这在比较法上颇为罕见。当然，如果劳动纪律本身缺乏合法性或合理性，那么守纪就只是逆来顺受、缺乏权利意识的表现，而与敬业无关。